曹式哲

 

作为天津市古籍书店的一名退休职工，我总想在余暇为津门书业文化做些有意义的事，于是就格外关注津门书业的过去与现在，关注津门书业的人与事，而这种关注也使我颇有所获。下面讲述的是我意外发现雷梦辰遗作《津门书肆二记》的经过。

雷梦辰（1929—2003），河北省冀县谢家庄村人，天津市古籍书店职工，版本目录学家。他毕生以售书为业，同时兼顾搜集资料，撰文著书，1985年至1996年期间，曾经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天津出版史料》上发表过《津门书肆记》、《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晚清至解放前天津书坊刻印本书籍知见录》、《直隶书局创办始末考》、《近代天津私人藏书述略》五篇文章，共计64000余字。1989年5月，又编著出版了《清代各省禁书汇考》（书目文献出版社），计21万字。雷梦辰晚年虽有再撰写一两本书的愿望，却由于健康原因未能实现，实为憾事。

雷梦辰曾经在《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开篇写道：“本篇所记，由民国13年（1924年）建场起，至1949年天津解放止，这一历史时期三大商场售书情况。解放后至公私合营这个阶段，拟另文介绍。”最后这两句话引起我的注意，同时萌生了查找这篇文章的念头。然而我并无线索可循，近年遍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天津出版史料》，竟是毫无所获，又向书业同仁问询，亦是无人知晓。难道雷梦辰最终没能完成这篇文章，留下终生遗憾？正自“山重水复疑无路”，却又“柳暗花明又一村”。

为撰写雷梦辰其人其事，自2010年5月19日起，我曾经多次采访雷梦辰之子雷向坤（雷向坤亦曾多次回访我），了解了雷梦辰的从业经历、专业水准、品性人格、志趣嗜好、生活轶事、治学特点、学术成果、业内评价，以及孙殿起、雷梦水对雷梦辰潜移默化的影响。某晚，由于聊得兴起，我竟然误了末班公交车，至午夜方归。说来雷梦辰有二子一女，雷向坤系长子，年近六旬，性情敦厚，现在天津市北辰区房管系统供职。值得称道的是，雷向坤虽未从书业，却将其父遗留的各类书籍、期刊杂志、资料文献、记事本、手稿、信札、剪报、卡片、字条等完整地保留至今，于书业功不可没。我曾经就此问询过雷向坤，雷向坤答道：“父亲说过，这些书籍资料是他的心爱之物，是他用几十年的时间，耗费大量心血积累起来的，很不容易，不容有任何闪失。父亲还说过，这些书籍资料是有价值的，将来一定会派上用场。作为儿子，我当然得遵嘱行事。”雷向坤又道：“这些书籍资料不仅属于父亲，其中还有我六舅爷（孙殿起）和我大爷（雷梦水）的一些著述，诸如《贩书偶记》、《贩书偶记续编》、《清代禁书知见彔》、《琉璃厂小志》、《书林琐记》等，即是说这批东西属于两代人，因此值得我们后辈爱惜和珍藏。多年来，这些书籍资料虽历经搬迁，却未见丝毫折损。”2010年10月21日下午，我第二次采访雷向坤，聊得很尽兴，临行获赠《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并借得书籍资料若干。正待告辞，雷向坤却又将我叫住，并取出一提兜文稿让我过目，这一瞧不打紧，原来竟是雷梦辰尚未完成的一篇手稿，题名《津门书肆二记》，计72页稿纸，约30000字，系雷梦辰以钢笔楷书誊录，字迹颇工整，更正字句均以糨糊粘贴，并不涂涂抹抹，其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跃然纸上。阅后发现，《津门书肆二记》正是我朝思暮想的那篇介绍“解放后至公私合营这个阶段”津门书肆活动的文章，不禁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这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雷梦辰在《津门书肆二记》开篇写道：“本篇系笔者所作《津门书肆记》、《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之续编，以上两文先后刊登在《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五十二两辑之内。文中记述了由光绪二十年（1894）起，至1949年天津解放前止，在这阶段的古旧书业和新旧书业之变迁并其盛况。”他又写道：“本篇所记，由1949年起，至1956年公私合营止。在这八年的过程中，有开业、歇业、联营、并店迁址、合作等情况。此外，又将新书业、租书业、年画业、图书兼文具、南纸兼图书的经营状况一并收彔文内。”这就将《津门书肆二记》与《津门书肆记》、《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之承接关系、各自所反映的年代及书肆活动交代得清清楚楚。

《津门书肆二记》体例一如《津门书肆记》、《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所述依次为红桥区、河北区、南开区、和平区、河东区、河西区，内容包括书肆名称、经营范围、店主姓名、店主籍贯、开业日期、设店地址、出版动态、经营转换、歇业日期、并店迁址、兼营状况、人员数目、分店增设、店主变换、店名变更、股人变动、作者按语、加入图书业公会日期、公私合营日期诸项，其中，对读者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知识书店、三联书店、开明书店、津联书店记彔尤详。文内依次出现的刘熙刚、魏树华、王仲珊、王鹏九、王海珊、戴根会、李同春、杨富村、张世顺、张振铎、张璞臣、李光育、雷梦辰、李兴竹（整理者注：原文误为“李行竹”，现予更正）、张克然、纪根滇、吕清注（整理者注：原文误为“吕清柱”，现予更正）、呼智生等人，1956年公私合营后陆续成为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古旧书门市部（1978年更名为天津市古籍书店）职工，如今健在的张振铎（曾任天津市古籍书店经理多年）、呼智生二人，均已年逾九旬。

雷梦辰还在《津门书肆二记》行文中就便弥补了旧作的六处纰漏：南开区之希石斋条，雷氏补记：“前在《津门书肆记》内已作介绍，今增记数语，扩其补充。”和平区之振华书局条，雷氏补记：“《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内，金进学的金字，误排印成余字。”和平区之振兴书局条，雷氏补记：“《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内，误记其经理为王德敏。”和平区之新中书店条，雷氏补记：“店名原为新华书店， 1950年改名为新中书店。《津门书肆记》内，1950年误记为1949年。”和平区之存仁书局条，雷氏补记：“《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内，店名误记为中兴书局。”和平区之平津书店条，雷氏补记：“《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脱漏。”以上足见雷梦辰治学之一丝不苟。

《津门书肆二记》总涉书肆335家，其中，红桥区87家、河北区71家、南开区119家、和平区58家，河东区、河西区空缺。《津门书肆二记》开篇曾有如下记载：“据天津市新华书店1956年的统计，当时租书店共有六百三十九户，存书一百万册。”据其提供的数据推算，这335家书肆（含租书店）与津门书肆的总数当相去甚远。

姑且不论河东区、河西区书肆，和平区这58家书肆（末家华东书局，仅记其店名和经营范围）亦远远不足。和平区人口稠密，又是天津的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断不会仅有58家书肆。再者，这58家书肆均集中于罗斯福路（今和平路）一带，以及佐近的天祥市场、合兴市场内，和平区其他地段书肆并无记载，这是明显的缺失。据我所知，当年和平区黄家花园一带书肆（含售书店、租书店）即有六七家之多。粗略推算，1956年公私合营前，和平区书肆亦应不下百家。如果能够统计出河东区、河西区书肆的数目，则津门书肆的总数一定相当可观。

我猜测，这些缺失的出现，与雷梦辰晚年的健康状况有关，并且很快得到证实。据雷向坤回忆：“在撰写《津门书肆二记》前，为了搜集资料并做进一步查证、核实，父亲不但到天津市档案馆查阅相关名册、统计册、报告表，而且写信求助或亲自走访那些已经改行或没有改行的书业同仁，以及诸多了解津门书肆史的老主顾、老读者。这些情况有往来书信可资证明。1990年退休后，父亲一边整理搜集到的资料，一边开始撰写《津门书肆二记》。遗憾的是，在完成了《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并其他文章后，父亲的体力、脑力已大不如前，而这又与1987年冬季在古籍书店南门里书库煤气中毒的后遗症有关。1995年夏季，母亲患肺心病去世，此事对父亲打击很大，他好像一下子就垮了，没心思写作了。本世纪初，父亲又患脑梗一次，未能痊愈，可谓雪上加霜，从此健康状况日下，不得不最终搁笔，直至2003年患肺癌去世。”此外，对《津门书肆二记》文稿笔迹的观察亦可见其端倪。我发现，最末4页文稿系以蓝黑墨水誊彔，而前68页文稿系以纯蓝墨水誊彔，即是说最末4页文稿与前面的文稿并非一次完成。且最末4页（尤其是最末2页）文稿字迹有些凌乱，句法亦有欠妥处，这表明雷梦辰此时为疾病所扰，已经力不从心了。

《津门书肆二记》上承《津门书肆记》、《天津三大商场书肆记》所述史实，下启1956年公私合营后津门书业的发展演变，实为不可或缺的一段历史记彔，于后之研究书业文化史者颇有助益。虽然《津门书肆二记》的诸多缺失令人惋惜，但是也很无奈，好在原稿附有不少原始资料卡片（其实就是将信纸一分为二的纸片，惜残缺不全），尚可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弥补。经雷向坤同意，我计划尽快将《津门书肆二记》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原载2012年4月2日《藏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