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文脉老城厢

韩嘉谷

   2004年天津将迎来建城六百周年纪念。这只是指天津卫城的建造年代。迄今可以追溯到的天津城市文化脉络的年代上限，当不晚于唐。

   20世纪末叶的一个夏天，老城厢东门从地下铺设穿越东马路的下水道，施工中挖到了明朝初年建造的夯土城墙。明初夯土墙的建造方法有个特点，经常在每层夯土面上铺一层石子或碎砖瓦。一位关心天津史的考古工作者深入到下水道内观察地层，搜集夯土墙里夹杂的文化遗物，发现其中有半块绳纹砖，具有唐代绳纹砖特征。这无疑是个重要发现，表明这里在唐代已有砖结构的建筑。唐朝为防御北方游牧部落的侵扰，在幽、蓟驻守重兵，粮食由海上从江南运给，当时的海口，今东丽区军粮城成为转输基地，并建造了一座土城。江南运来的漕粮，除一部分通过姜师度开凿的平虏渠北运蓟州外，其余则经河北平原的河流枢纽三岔河口，分别运往幽、檀、易、莫、沧、定等州。转输幽州治所蓟城（今北京市）的粮食行经当时的桑干河，沿线的武清区大桃园、旧县等地都发现有规模颇大的唐代遗址，津南区巨葛庄发现唐代墓葬，北辰区普济道出土唐永徽二年（651）石造像，有漕船频频经过的三岔河口出现聚落是完全合理的，半块残砖把老城厢的人文历史向前推进到了距今约一千二百年。

   老城厢所在地三岔河口，卫河和潞水相汇的地理格局，在曹操开凿平虏渠后便已形成，但其名字却到宋代才见于史籍，《宋史》记北宋黄河于元丰四年（1081）至“清州独流寨三岔口入海”，此三岔口便是位于狮子林桥附近的老三岔河口。不过当时宋辽对峙给三岔河口发展带来了严重障碍，海河成为界河，南北交通隔绝，连捕鱼也被禁止，于是海河里兴起了一种特殊贸易——走私，贩运的货物主要是盐。宋朝境内也产盐，但政府为了筹集巨额军费，对盐征收重税，致使盐价昂贵；辽境的“契丹之法简易，盐麹俱贱，科役不烦”，因此“北人或自海口载盐入界河，涉雄、霸，入涿、易，边吏因循不能止”。三岔河口居民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生存。

  金都燕京（今北京市），天津成为京师水上门户，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金朝前期燕京漕渠行位于冀中洼地的永济渠旧道，对天津的影响不大。金朝晚期永济渠旧道淤废，1205年金章宗改凿运渠，使从独流北行经三岔河口达燕京，三岔河口成为漕渠枢纽，金中都的经济命脉，地位顿时显要。为保护漕运，金朝在三岔河口设置直沽寨，驻兵至少在五千以上，并修筑了寨城。元人袁桷《直沽口》诗云：“二水赴沧海，客行殊未休。长堤连古戍，归掉起轻鸥。”此诗是对三岔河口景物的描写，“直沽口”即三岔河口，“二水赴沧海”是说卫河和沽河在此汇流入海。“长堤”和“古戍”是当时三岔‘河口的两大标志性建筑，“长堤”是元朝修建的运河大堤，“古戍”是古时留下来的戍城。袁桷是元泰定年间的人，他所称的“古戍”必属元代以前，而元代以前三岔河口的戍城非金代直沽寨莫属，这是老城厢地区最早的城垣建筑，距今近八百年。

   金朝直沽寨是1205年或稍后设置的，1211年蒙古军进入居庸关，1214年金朝迁都汴梁（今开封），直沽寨昙花一现。不过金朝构筑的燕京漕渠结构为元代三岔河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264年忽必烈迁都燕京，“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江南”，立即组织漕运，先是组织山东、河北等地的漕运，随着对宋作战的胜利，漕运范围随之扩展，1275年起实行江南漕运，把江南粮食通过运河运抵元大都。为使被征的江南船工安心运粮，忽必烈于1278年第一次敕封江南船工信赖的水上保护神天妃，天津三岔河口出现了第一座天妃宫，1279年又在此设置了国家粮库直沽广通仓。

  内河航运折绕费时，因此元朝于1282年试行海上漕运，获得成功后发展迅速，几年的运量由数十万石猛增至数百万石，到达直沽的漕船数量大增，船只亦普遍加大。大批漕船到天妃宫祈祷天妃，使三岔河口河面拥挤不堪。为保证运渠畅通，1314年元朝皇帝又敕封天妃，并在大直沽建造第二座天妃宫，即明任天祚说的：“传至延佑，兹大直沽乃古（敕）建天妃灵慈宫。”在漕运的刺激下，直沽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的热闹场面，居民数量大增，人烟繁杂。为维持社会秩序和征收赋税，1316年改直沽为海津镇，天津开始走上了繁荣之路。

  继元朝之后，明、清两代相继建都北京，明置天津卫，清设天津府，天津以老城厢为中心日益繁荣壮大，到清朝晚期已形成为拥有四十万人口的近代城市，城厢内外积累起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这里有象征数百年封建王朝统治的天津卫城（仍有残高一二米的城墙埋藏地下）和天津县署旧址，以及曾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时使敌人丧胆的三岔口炮台。有显示天津商业发展历程的竹竿巷、针市街、洋货街、估衣街等街区和具有三百多年历史的中和烟铺旧址。有反映坚实儒学文化传统的文庙和问津书院、稽古书院等书院旧址，代表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的天后宫、玉皇阁等寺庙建筑，以及民间艺术奇葩“泥人张”、“风筝魏”、“刻砖刘”等作坊旧址。有反映民间财富积聚的杨家大院、姚家大院等巨宅和以水西庄为代表的一大批园林建筑旧址。

  近现代文化遗存更为丰富，有代表近代城市设施的天津电报总局、天津电话局、济安自来水公司、芥园水厂、卫安水会等旧址，近代工业福星面粉厂、利和毛巾厂、福聚兴机器厂旧址，文化和卫生设施北洋女医院、金声茶园、大观楼舞台旧址，商业老字号隆顺榕成记药庄、达仁堂药店、正兴德茶庄、瑞蚨祥庆记棉布店和今天已成为“津门三绝”之一的增盛成炸糕铺旧址。有显示八方商贾云集的济宁会馆、山西会馆、广东会馆等旧址或建筑，标志天津教育进步历程的北洋大学堂、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官立模范两等小学堂旧址和南开学校、南开大学，代表西方文化的仓门口教堂、望海楼教堂、基督教青年会旧址等。

  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老城厢内外还出现了一批近现代革命遗址和纪念地，有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吕祖堂、小宜门、三义庙坛口遗址、红灯照黄莲圣母停船场；反抗八国联军入侵的聂士成殉难地聂公桥旧址和聂士成纪念碑。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在这里展开活动，有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读书和革命活动旧址、天津学生联合会旧址、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旧址等。众多古、近、现代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以物质形式展示出天津的千年文脉，老城厢是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长卷，值得人们关怀和爱护。

算盘城

王维刚

   天津这个地名的正式形成，是以明代永乐二年（1404）朝廷设立天津三卫，并命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等修筑天津城开始的，马上就有600年的历史了。已经被拆除百年的天津城墙也和任何一地的象征性建筑一样，曾产生过很多融合了天津民众独特历史文化心态的传说。

   其中，最典型的传说，就是依据天津城东西长504丈、南北宽324丈的形状，传说天津城是一座“算盘城”

  算盘这一中国独有的古老而又奇妙的计算器如同木匠的斧头、裁缝的尺子、艺人的醒木一样，受到商人虔诚的崇拜。旧时，商家严禁任何人持算盘打逗、把算盘反放、垫在屁股下坐着，凡有违反，定会受到惩罚。生意上的合伙人发生争吵，把算盘摔碎，是退出合作的最决绝的表示。哪怕他并非真心要散伙，但对方提出“他把算盘都摔碎了”，行会或调解人也会裁定他必须退出合作。在农历正月初五“开市”时，商铺开门营业前，算盘要放到行业神位（天津地区大多是“关老爷”）前和神灵一起接受老板率全体同仁的焚香跪拜，然后，店伙持算盘在店门前雁翅排开，点燃鞭炮时一齐摇响手中算盘，祈祝新一年中发财大吉。

   这一商贸民俗在天津也走进了市民的生活。旧时，农历除夕要接财神，正月初二早晨要送财神升天归位，在进行仪式时，家中男丁手摇算盘哗哗作乐，也是必不可少的节目。

   天津自明代中期朝廷准许当时的庞大漕运“运军”附载土宜（土产），听便贸易，并免征税钞，由此吸引了各地商贾云集发展为商业都市，对算盘的崇拜是天津人重要的民俗心理之一。天津历史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一把原“谦祥益”和柜台同样长的红木大算盘。这应该算是表现天津算盘崇拜的民俗文化的一个可靠“物证”了。

   而对体现历史上天津人这种商埠文化形态更生动更典型的“非物质”的证明，当属天津城是“算盘城”的传说。

   民间传说往往要附合某个具备神秘色彩的人物，以强化传说内容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天津城被修成“算盘城”，在传说中就附会于被说成具有神奇预测能力的明代重臣刘伯温。 据传，刘伯温在选址修筑天津城时推演“风水”，见天津城址的四角是四个大坑，西北角是一坑“鬼”（意即贫苦游民）；西南角是一坑“水”（意即定居的大多为原运军船民）；东南角是一坑“帽子”（意即官宦士绅）；东北角是一坑“银子”（意即商贸中心）。经他指点，西北角修了城隍庙，西南角开挖了蓄水池，并把天津城修成了“算盘城”，寓意着天津这个地方人口“五方杂处”，各方面的“人尖子”云集，只有精心算计，才能使地方安定，百业兴旺。

   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谈传说中把贫苦游民喻为“鬼”，体现的“以贫富论英雄”的商埠文化落后的价值观念，仅从这个传说本身具备的历史“文物”意义说，我们从中看到了至清代晚期天津向外国列强开埠前天津城区早期人口聚落和城市发展过程中社区发展的清晰轨迹。同时，表现出天津作为都市，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激烈竞争对天津人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

   不论中外，任何一座具有久远历史的都市的形成，都会伴随着不同阶层、行业、文化形态的人群相对集中的社区结构的发展，可以这样说，没有多元的社区结构，就不会形成一座功能完善的都市。以当代的观念看，这是城市人群依据自己的精神和物质生活需求，尤其是人际和信息交流需求，所追求的一种可保障持续发展的生态平衡的环境条件。这种文化心态，和当代在城市建设规划与家居环境规划中追求“人性化城市”、“人性化社区”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还有一个关于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强令拆除天津城的民间传说。天津城的四门题额，东曰“镇海”，南曰“归极”，西曰“卫安”，北曰“带河”。当时的天津殖民当局强令拆除天津城以后，民间传说日本人把拆下的城砖运到威海卫去修建他们侵华的海军基地，而天津城的四门题额就是天津城“带卫归海”屈辱结果的谶语。

  虽然这个传说具有明显的迷信色彩，但从传说具备的“文物”意义说，天津城的四门题额，是天津的发展起自军卫，兴于内河近海漕运，在中国北部具有重要军事、经济作用最简明的概括。这个传说的悲剧结果，生动而又真实地表现出当时的天津民众对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受到列强侵略的社会现实，既无比愤恨又实出无奈的一种悲愤的社会思潮。

   这些，都成为了历史。一座修筑于600年前的天津城，虽早已拆除，但至今存在的城区里，不知蕴藏着多少过去的故事，不知会给后人留下多少可供挖掘的有意义的史话。但随着人类文明与科学的发展，这些不同于史话的，流于虚幻的传说却很容易被大家淡忘。借这次征文的机会，写出这些传说，也算是对有关天津城的“无形文物”的开掘，以供保留吧。

   旧鼓楼的兴建和重修问题在有关天津史志的著作和文章中说法不一。高凌雯的《刚训斋集》问世后，才使我们有所遵循。

   高凌雯（1861－1945）是研究天津史志的老前辈，编纂过《天津县新志》和《志余随笔》，还有几种诗文集如《刚训斋集》等，也有很多重要资料与天津史志有关。1955年他的门生、著名书法家龚望将《刚训斋集》自费印行，这一义举对天津史志的研究实在是功德无量。

   1921年重建天津鼓楼，高凌雯始终躬与其役，事后撰有《重修天津鼓楼记》一文（载《刚训斋集》）内容翔实。现即以此文为主，佐以有关文献，对于鼓楼的兴建和重修问题做一归结。

   第一，鼓楼兴建的确切年代不详，但有旁证可以推定它可能建于明弘治年间（约1496年前后）。《重建天津鼓楼记》中说：“鼓楼肇自三卫，而建立年月于志无征。其犹可考见者，卫城建于永乐二年，初不过土垣仅具，待弘治间再兴筑城之役，乃瓦（w a，铺也）砖石，建丽谯（华丽的城楼），始由简陋而臻美备。鼓楼与四城楼（东西南北四门都有城楼）回环相望，以意度之，其为同时并建也。”

   第二，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朝廷迫于《辛丑条约》的压制，1901年在侵略军操纵的总理衙门主持下将旧城墙及城楼拆毁，改为东西南北四条马路，但唯有鼓楼没有拆毁。原来鼓楼上的大钟每日早晚敲击108杵，作为启闭城门的信号，拆城后不再敲，因此被消防队用为瞭望台。高文有这方面的记述。

   第三，鼓楼虽被保存下来，却是一座危楼。楼基塌陷了，梁柱也糟朽倾斜了，就这样还勉强维持了20年。到1921年经过天津的一些士绅向河北省政府和警察厅倡议重建，得到省长曹锐和警察厅长杨以德的批准。这个工程不小，是落地重修，历时半年竣工。高文说：“历年既久，基址低陷，不壮观瞻。且梁柱旁倚，有倾颓之虑，人多危之。值乡人曹锐为省长，杨君以德为警察厅长，徇士绅之请，因议重建。于是伐石范土，饬材选匠，庳者使之高，朽窳者使之新……”

   第四，重建的鼓楼从总体上看是按照原来的制式，没有什么走样、失真。四面拱券的门额本不应题字（现存的最典范的北京和西安鼓楼就都是这样的）。当时还决定门额上题字，高凌雯的意见是把明弘治年间修筑的四座城门楼的题额移给鼓楼。其用意是让天津人不要忘记我们的城墙是被侵略者强迫拆掉的，这是个耻辱。大家同意，于是请华世奎书写，镌刻后镶入门额，“曰镇东、曰定南、曰安西、曰拱北”

   明代弘治年间兴建的天津城，至清代经过两次大修，都是由于被洪水冲垮了部分城垣而不得不修的。一次是在顺治十年（1653），这次重修后把原来的镇东、定南、安西、拱北四个城门额改为东连沧海、南达江淮、西引太行、北拱神京。第二次重修是在雍正三年（1725），这次重修后又把四个城门额改为镇海、归极、卫安、带河。这四个名称一直沿用到1901年拆城时。

   即将修建的新鼓楼仍用旧鼓楼四门的名称，那也是明代弘治年间修建的四座城楼名称；而在原南门北门方位上新建的两座牌坊，题额则用的是清顺治十年所改的城楼名称。雍正三年改的那四个名称没有启用。但在原西门对面迤南自西关大街东头直到西南城角的一大片住宅楼，命名为卫安北里、卫安中里和卫安南里，则借用了原西门的名称，这可能还是当年高凌雯启用弘治年间城门旧名的遗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