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续天津县志》记载：天津“民俗尚华侈，而皆好善乐施”；“邑向五方杂处，逐末者多……自改县以来，文风日盛，家弦户诵，以气节相高，无论贫富，见义必为，饶有古遗风。”天津市民虽然因明朝初期的军卫之区而流传下来的“俗尚武键”、“民气强悍”的秉性数百年不变，但“文风日盛，家弦户诵”的风气也渐成强势。天津人重视传统道德教育，崇尚文化，尊重知识，热爱艺术，对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格外崇拜。 

        从近一个世纪前口头相传的天津老歌谣中，我们也可以寻觅到天津人对本埠文化各界名人的崇拜和尊敬，如民国时期流传很广的《天津地理买卖杂字》：“……李星北，卞月庭，天津绅士真有名。严范孙，李世珍，天津翰林这二人。华世奎，李学曾，天津写家说得清。孟广慧，魏恩锡，天津写家真出奇……”还有《天津卫文化三宝》：“天津卫，新三宗宝：范公、幼梅、孙菊老。”这两首歌谣里提到的李星北，即清末秀才李向辰，他经办天津商会多年，热心社会救济公益事业。卞月庭即卞荫昌，1913年任直隶商务联合会会长，同年以中国代表团团长名义参加了巴拿马世界博览会。严范孙和范公，指的是同一个人：著名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办人、并倡组城南诗社的严修；幼梅指创办实业和红十字会公益事业的赵元礼；孙菊老即天津著名京剧艺术家、由票友下海的孙菊仙，在中国京剧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清末举人华世奎与孟广慧、严修、赵元礼并称民初“天津书法四大家”，至今仍存留的华世奎为一些商家字号题写的大牌匾，已成为难得的墨宝珍品。李学曾也是清朝秀才，著名书法家，并创办了民立小学。将多位人物编进歌谣里，口口相传，可见当时这些社会名流们已经让天津城乡居民家喻户晓了。另外像中国思想文化巨人梁启超、严复长时间选择在天津居住、讲学、著书立说，他们的《饮冰室合集》《天演论》《论世变之亟》等专著如霹雳闪电，影响深远，大剧作家曹禺的不朽名著《雷雨》《日出》等在天津诞生，足以说明天津这块土壤，是一方适合于新文化生存发展的宝地。

        中国书法、中国篆刻、中国剪纸等艺术，已经于2009年被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天津自明清以来的著名书法家，当然不止上面歌谣提到的那几位。而且爱好书法、通过家庭传授或办学、带徒等形式来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传统在普通市民中一直延续着。天津在篆刻和剪纸方面，历来也有很多名家和民间艺人在从事创作。生于天津的一代文化巨匠李叔同（弘一法师）的篆刻就风格独具，艺术价值极高。他出家前曾篆刻了大批的印石，有荟萃他篆刻精品的《李庐印谱》一书问世。

        天津剪纸艺术自明清以来始终盛行不衰。天津早年有小纸人“扫天晴”之俗。因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地势低洼，逢水灾均与雨涝有关。于是每到仲夏连雨天，天津城厢巧手妇女，就剪出各种姿态的纸人，手拿扫帚，挂在院中避雨檐下司职“扫天晴”，纸人被称为“扫晴娘”。女人们凑在一起剪纸人，实为剪纸比赛，各出画样，努力让人物活灵活现。天津的这种习俗也和妈祖信仰有关，因妈祖神话中就有“苦雨获霁”的传说。再加上外地剪纸艺人的流入，天津剪纸艺术便长盛不衰了。津沽民风非常重视年节习俗，进入腊月后，家家要买吊钱（粘于窗外的由吉祥图案、祝福文字和穗尾构成的长方形剪纸）、窗户花（常见的有“喜鹊登梅”等）、门花（常见的有“肥猪拱门”、“九羊启泰”等）、墙花（常见的有“五福捧寿”等）、镜花等，用这些红红火火、吉祥喜庆的剪纸艺术品将居室的门窗、墙壁、家具等装扮一新。另外还有平时用的女人手工，像鞋面鞋底和手帕、枕头、肚兜等衣饰上也需要剪纸提供秀美的绣花样子，以及喜花、寿花、家具花、灯花等诸多剪纸门类。因此天津民间便有了作坊店铺专以剪纸为业。清末天津的刻纸作坊集中在西门外一带，西关大街上有“进云斋”“义和斋”等十来家店。东门里的“进宝斋”的剪纸艺人王进福最为有名，他培养了擅长花卉、草虫剪刻的伊德元和以山水、人物著名的李仓两位高足。伊德元还发明了专用刀刻的技法，放弃剪子，不仅作品圆润饱满，而且一次可出活二三十张，大大提高了剪纸产量，能部分满足市场的需要。后来伊从师傅手里兑下了“进宝斋”店铺，将手艺技法传授给子女和徒弟。天津剪纸艺术一直到21世纪后的今天还十分红火。像天津的杨柳青剪纸、蓟县剪纸、东丽区的大郑剪纸等已成为新的有影响的剪纸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