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高丽、朝鲜两朝曾有许多使臣来华，他们沿着大致相同的路线跋山涉水，他们的中国行纪称为“燕行录”。这些使臣也称“燕行使”。
崇祯二年（1629）七月，又有燕行使出发，李忔一行人乘船而行。走海路为不得已。明军清兵交战，燕行使通常所循路线，即从鸭绿江经山海关到北京的陆路已被阻断。李忔渡海到了山海关，陆路仍不能走，滞留五个多月后，再走海路，绕道天津。与诸多燕行使相比，李忔因此多了一种机遇，得有礼奉妈祖的缘分。李忔号雪汀，其所记《雪汀先生朝天日记》因详载明清“北京大战”的进程而受瞩目。这部日记的天津见闻，也颇具史料价值。
帆船航海多风险，便有拜神的心理需求，祈盼超自然力量的保佑。李忔自半岛启航，“巳时上船，即行船神祭”。所祭主要为“大海、龙王、风伯三神”。“晓行三神祭于船上”之类语句，反复出现在李忔海上日记里。行至中国沿海，有明朝兵船接应，李忔日记开始出现“四更头行天妃神祭”字样。再后来，由山海关往天津，明朝水军偕行，李忔记：“早发，向望海亭行娘娘庙祭。”入乡随俗，当年朝鲜使臣对于中国的妈祖信仰习俗，接受起来并没有什么隔膜。
这里要说的是，最早记载妈祖护航传说的著作，恰好是《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这是妈祖崇拜初兴之际，宋朝使臣船队前往朝鲜半岛的记录。因为此次航海活动，宋徽宗为莆田神女祠赐额“顺济”。历代朝廷对妈祖的封赐，这是第一次。中外交流，礼尚往来，徐競《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对邻邦“山川风俗、典章制度以及接待之仪仗，往来之道路，无不详载”，且绘了图画。
仍说燕行使。李忔所经历的，是明朝天津水军的妈祖祭祀。妈祖崇拜兴起于福建，随着元代的海上漕运传至北方，特别是海运目的地——直沽，在海河两岸各建起一座规模较大的妈祖庙。至明朝，永乐初决定设天津卫并筑城，战略考量之一也是漕运，当时仍实行海漕。督修天津城的官员，由工部尚书领衔，排名第二的陈瑄，正受命总督漕运。设卫后55天，陈瑄奏准在筑城的同时，重建天妃宫。天津历史上，早期的城市发展、漕运与妈祖文化传播，三者间的互动，这是又一次直观的显示。后来漕运改走里河，但有明一代天津海口驶出泊进的运军粮船并未绝迹，包括渤海至蓟运河航路、至辽东航路。天启年间又在津设水军。渔船粮艘，运军抑或水军，从元至明，航海拜妈祖的习俗沿袭着。燕行使李忔的日记，反映了明朝水军对于这一习俗的传承。
崇祯三年三月十五日，李忔船抵天津“城东门外”。“舳舮迷津”，河道繁忙，这是他最初的津城印象。转天，“陆宿于娘娘庙后廊，馆宇甚宏”。三月十七日，李忔参与天妃宫大殿里的祭拜。日记写道：“道流焚香上馔于天妃前，吾亦参拜烧香，观者皆喜。东西殿阁塑像（塑像皆海洋诸神云）不知其数，崇奉之严，祀事之繁，无如此庙矣。”先夸天妃宫馆舍大，再赞殿阁神像多，礼神仪式繁缛、气氛庄严。这夸赞，是倾述于日记里的感受，并非外交场合客套话。李忔在天妃宫馆舍住了五天，此后前往北京，在那里一病不起。
李忔的这些记载，应纳入妈祖文化研究的视野。李忔言及天妃宫后廊，其后三十多年，一段出自诗人龙震笔端的文字，讲到北廊和南廊。
龙震是清早期天津有影响的诗人。其《野鹤道士小传》记：“王野鹤道士讳理聪，李怡神子之第三弟子也，总角时便弃家从师，住天妃宫之南廊，随其张马两师兄习道家礼仪。”龙震记，王野鹤生于顺治壬辰年（1652），长他五岁。龙震“八九岁从蒙师读书于天妃宫之北廊，与野鹤时时见之”。龙、王二人相识于天妃宫，是在康熙初年。此时，天妃宫内北侧有蒙学。从龙震的盐商家庭条件看，此学当非义学。至于南廊，大约在被称为“宫南别苑”那一隅，住师徒四道士。学道教仪礼、道教典籍，习音乐和书画，这里有他们充实的日子。他们还筹划创建新的道观，从这里走向香林苑的工地。所建香林苑，苑内栽花种竹，颇多景致至今长存在诗章中——野鹤道士与张霔、龙震等人结为诗社，晨夕吟啸其间，四方名士往来不绝，使香林苑成为与水西庄、遂闲堂、海光寺一样的文学家园，载入津沽文化史册。天妃宫北廊南廊如此有故事，龙震这篇人物小传，为妈祖文化研究提供了材料。
上引两则史料，年代均在清朝加封天妃为天后之前。两则材料带来有关天后宫历史的一些联想。
其一，“崇奉之严，祀事之繁，无如此庙矣”，体现了礼神的虔诚，大约也与自元代起敕建妈祖宫庙，皇帝派员祭祀形成的仪式传统有关。
其二，两则材料涉及附设于宫庙内的馆舍和塾学等。民国时期的天后宫照片记录货摊小店与学校并存的情况，看来是其来有自。
其三，元代时，天妃宫曾由僧人管理。明正统年间，“礼部札付道士邵振祖领《道藏》一部”。此时已是道士住持。这种情况至明末没有变化，所以有“道流焚香上馔于天妃前”的实记；入清依然，龙震所记天妃宫南廊成了新道观的“筹建处”，当与此相关。
其四，明朝水军将朝鲜使臣安排在天妃宫，反映了水军与天妃宫的密切联系。水军以天津为基地，与海打交道的兵将们为寻求心理慰藉，将天妃宫作为“精神的大本营”，是挺自然的事情。妈祖信仰民俗也成为水上军人的习俗，这不是孤例。
其五，朝鲜使臣“馆宇甚宏”的记述，还扩大了关于利玛窦曾在天妃宫停留的联想空间。比燕行使李忔早些，万历二十八年（1600），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赴京途中曾羁留天津半年之久。他由南京乘船行至临清，被“请”到太监马堂的船上，带到天津。马堂时任天津税监、天津河御用监少监，乘豪华专船往来于天津临清之间，横征暴敛。马堂与天妃宫关系非同一般，民间多有传说。由此，利玛窦被马堂“留在城堡里”，还是津城东门外天妃宫，成为津门掌故一个话题。利玛窦留下的札记语焉不详，只说“搬进一座偶像庙宇，并派了四名士兵看守”。利玛窦来津之后30年，天妃宫馆舍有朝鲜使臣下榻，并给予“馆宇甚宏”的评价。这似可为利玛窦曾落脚天妃宫的推想助力；然而，毕竟只表明具备接待住宿的能力，还不是直接的明证。
（摘自天津日报作者吴裕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