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民间，端午节（五月初五）与春节（正月初一）、中秋节（八月十五）并称为“三大节”。在三大节的习俗中，饮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民国文人陈家珍在《端阳节的感言》中，揭示了节日饮食消费的普遍心态：“因为人们在这一年里，辛苦工作；等到过年过节的日子，还不大大地吃一下子，更待何时？”因此每逢过节，不但有钱人家要大摆筵席，饕餮作乐，“虽至穷之人，亦必筹资购买一点以大餐一顿”。各大茶食、点心店也趁机大做广告，促销手段五花八门。如1936年端午节，稻香村在《大公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声称“凡购货品一元以上者均有赠品”，而购满十五元的赠品，竟然是一张“黄灾奖券”，获赠者有望中奖二万元。真叫人啼笑皆非。
这些饶有趣味的端午应节食品广告，以及生动、翔实的媒体报道，拼图般地呈现出民国时期津门地区多姿多彩的端午食俗。
首先是尝“新”。这个“新”既指新鲜，又指新奇。“新鲜”主要包括时令海鲜和时鲜水果。端午前后成熟的青杏、樱桃和桑葚，是当仁不让的应节美食，并形成了端午节吃桑葚、樱桃，赏石榴花的习俗，雅称“赏午”。不过，对于自古以来饶于渔盐的天津而言，端午节餐桌上还有一道独具特色的大餐，那就是海鲜。海鲜对于天津人的诱惑力，可以说达到了为之举债也在所不惜的程度，“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每年春天开始的鱼汛期到夏至达到高峰，端午佳节恰逢各种水产品，如鲙鱼、黄花鱼、对虾、海蟹集中上市，岂能不饕餮一番。
“新奇”则指的是各省土产乃至进口食品。天津一向是各省土产的荟萃之地，而开埠通商以后，天津又成为较早接触西方饮食文化的城市。1934年端午节广告中，冠生园就推荐了包括“鲜果子露、金驼什锦饼干、罗汉斋菜、冬菇竹笋、冬菇面筋、红烧冬菇、五香凤美鱼、罐头水果、陈皮梅、果汁牛肉”在内的数十种中西名点、糖果饼干。1936年端午节广告，则推荐了“陈皮梅、果汁牛肉、陈皮果子、杏花糖、金鹰饼干、金驼饼干、果子露”等中西名点以及“曹白咸鱼、金华茶腿、凤尾鱼”等各地土产。而同一年的紫房子时代服务总社在广告中推荐的端午节美食中，除了苏州采芝斋、上海老大房的“松子糖、梅皮、双梅、金柑饼、甜制梅、胡桃梅、玫瑰瓜子、松子枣糕、松子南枣、蜂蜜杨梅、糖杨梅干、脆松子糖、轻糖松子、唯一干菜笋”以及“真山西汾酒”之外，还有“法国制造”的蓝三星牌白兰地酒。这些新奇的食品都给这一时期天津的端午节餐桌增添了几分“新潮”的色彩。
端午来临，中国大部分地区陆续进入了暑热时节。有清热祛暑、生津止渴功效的食品，如绿豆糕、凉果等，就成为某些地区端午节的标志性食物。天津的绿豆糕由干粉制成，质地松软，口味浓郁，而吃凉果也是津门地区较为独特的端午食俗。中国人制作和食用凉果的历史颇为悠久，在宋代的《东京梦华录》中就有相关记载。烈日炎炎的端午时节，食欲不振是常见现象，由于酷热难免过度贪凉，还可能出现肠胃不适、腹泻、呕吐等症状，而各种凉果不仅可以生津止渴、醒脾开胃，还有治疗腹泻以及止呕的功效，自然特别受欢迎。由此可见，传统节日食品不仅是对味蕾的满足，更有调理身体机能的作用。
每年端午前，津门都会上演一出争购粽子的热闹“好戏”。1929年端午节，据《益世报》记者估计，天津市民对粽子的需求“为数总在数千万以上”。因此从农历五月初一开始，各茶食店和小商贩就要加紧制造绿豆糕、米粽等节日食品。《益世报》在1933年端午节的报道中，曾经生动地描绘了手工包粽子的工人热火朝天、加紧赶工的景象：“昨每过点心店门首，即见若干工人，以江米苇叶红枣或馅儿等物，包制角黍，其技至娴熟，出品甚速。”然而即便如此，也架不住顾客“争前恐后，鱼贯而入，店门之不巩固者，恐亦被挤破”的购买热情，到了端午节当天午后很多商店已经销售一空，还有顾客未能如愿买到，为了“不能一尝滋味”而倍感不快。
粽子与“中子”谐音，寓意早生贵子、多子多福。在宋代以前，已经发展出了“角粽”“菱粽”“锥粽”“九子粽”等多种形制。这一方面固然有审美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寄托着人们对美满生活的期盼。如“九子粽”指的是用九种彩色丝线，将九个形状各异的粽子由大到小连成一串，多作为母亲赠送给女儿、婆婆赠送给新婚儿媳的礼物，盼其连生贵子、多子多福。“锥粽”可能也与祈子习俗有关。别出心裁的包裹艺术结合吉祥美好的象征寓意，把粽子从食物变成了一种精彩纷呈、趣味盎然的民俗文化。
随着传统中国节日由宗教性节日向民俗性节日转化，节日饮食的宗教色彩逐渐淡化，人们对粽子的关注点，从精巧的外观及其包含的吉祥寓意，转向了不断更新的馅料口味。民国文人江寄萍就发现“从前粽子的形式很多，现在倒不大讲究这个了……现在人们所包的粽子也就角粽、菱粽一两种而已”，粽子的多样性主要通过馅料的“形形色色”来体现：“什么火腿、咸肉、莲子、豆沙，广东粽子又有所谓蛋黄、莲蓉……”果不其然，到了上世纪40年代，又有人在有关粽子的杂文中，提到了“樱肉”“桂圆肉”等“别有滋味”的新馅料。
总的说来，民国天津的粽子口味主要分为南北两大派系。冠生园、稻香村、生春阳主营南食，祥德斋、一品香主营传统北味。莲蓉粽子、火腿粽子、猪肉粽子，都是比较有特色的南方风味。其中有一种裹蒸粽最为特别。这其实是广东肇庆饮食文化传入天津以后被“误读”或“转译”的一个很有趣的产物。在肇庆当地，裹蒸并无后缀“粽”字，这是因为在当地饮食文化中，裹蒸虽然外形、原料和制作工艺都和粽子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其食用时间、场合以及文化内涵都与粽子大相径庭。相传裹蒸起源于秦朝，在秦始皇的残暴统治下，肇庆一带民不聊生，当地农民终日劳作也不得温饱，为了便于争分夺秒在田间劳动，就用当地特有的“冬叶”包裹大米蒸熟，随身携带。后来裹蒸逐渐演变成为一种用冬叶包裹肥肉、绿豆和糯米蒸化后的节日食品。由于冬季是冬叶的最佳采摘期，因此在肇庆，只有春节期间才会制作、食用裹蒸，寓意丰衣足食、来年好运。可是传入天津以后，或许是由于裹蒸与粽子似是而非的特点，也可能是裹蒸馅料中包含绿豆，这与天津人在端午节要吃绿豆糕的习俗有相通之处，因此裹蒸也被一些南食店作为粽子的品种之一在端午节推出。如广隆泰在1929年的广告中，将“裹蒸”写作“果蒸”，并与火腿、五仁并称为该店“新制应节各色粽子”。冠生园在1934年端午节的广告中，就将裹蒸称作“裹蒸粽”，俨然是与“莲蓉粽、枣蓉粽、玫瑰豆沙、碱水粽、蛋黄、咸肉、火腿”并列的一种花色。
除了口味选择丰富多彩之外，更由于具备连通南北市场、荟萃南北精品的便利条件，天津粽子在馅料方面更是精益求精，其精致程度令人叹为观止。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原料都要遴选最佳出产地。如冠生园声称自己生产的粽子之所以广受欢迎，原因之一在于“原料如湘莲、蔗糖、豆沙、糯米、金华茶腿等主要品均自产地采办而来，在物质上确属最名贵之选”，当然，这样的粽子也身价不菲。冠生园粽子最贵的为火腿粽，标价二毛，莲蓉粽和蛋黄粽次之，标价一毛五，再次为咸肉粽，标价为一毛二，玫瑰豆沙标价一毛，最便宜的枧水粽，标价也要五分，这比起“各茶食店销售粽子，每个价一分，洵为价廉”，价格相差可达五至十五倍。
不过，在这令人眼花缭乱、价格悬殊的粽子市场上，人气最旺的恰恰是这一分钱一个、价格实惠的枣馅粽子，这也是少有的在南北茶食店都能买到的口味。枣是华北地区的主要农产品之一，而天津是平汉铁路沿线以及山东、河北等周边地区枣类产品的主要集散地。这些地方出产的大小红枣以及初步加工成的黑枣，都被收购集中到天津来，大部分从天津转运到南方，一小部分留在天津市场出售。特别是大红枣，虽然不像小红枣果肉细腻、味道香甜，可是由于个头大，颜色鲜明，卖相好，价格又低廉，因此很受天津市民的欢迎，被广泛用于许多糕点的制作中。在那个政治动荡、市场萧条、贫富悬殊的年代里，枣馅粽子虽然在一些人看来太过平常，不够新奇，所以认为不论南北，味道都“不甚佳”，但也正因为其成本低廉，价格亲民，能够满足大多数市民在端午佳节里难得饱餐一顿的期盼，所以始终占据着天津端午市场的主流地位。
（摘自天津日报许哲娜）
